Goldman Sachs认为，低迷的消费者情绪日益反映对世界状况的看法，而非仅仅反映经济

概览

这份宏观报告考察了为何在经济状况相对稳健时消费者情绪仍持续低迷。Goldman Sachs的结论是，这种背离无法仅以经济解释：对世界状况的广泛悲观以及对机构信任的下降似乎愈发重要。

核心观点

Goldman Sachs首先指出消费者情绪与可观察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异常背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标与The Conference Board消费者信心指标的平均值，显著低于由失业率、总体通胀和财富收入比所隐含的水平。这一缺口在美国尤为明显，但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的情绪也低于模型预测水平。即便劳动力市场健康、股市繁荣、消费者支出和GDP增长稳健，这种状态仍在持续。 报告指出了若干既有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跨国比较显示，疫情期间同比通胀峰值更高的国家，其近期消费者情绪更疲弱，表明通胀冲击留下的较高价格水平仍在压制家庭情绪。近期改变政治领导层的全球选举之后，政治偏见也导致情绪大幅变化；Goldman Sachs指出，在密歇根大学调查转向线上数据收集后，这些影响在美国被放大。 美国人口群体的证据表明，生活成本压力确实重要，但并不足以完整解释现象。低收入和低财富家庭的情绪跌幅更大且仍更悲观，这与K型经济担忧相符。然而，疲弱具有广泛性：所有受考察群体的情绪均低于2019年水平，包括财富、收入、世代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组合，以及各政党人士和房主与租房者。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情绪低于千禧一代和Z世代，这与年轻家庭应因生活成本及AI相关就业替代担忧而承受独特压力的叙事相反。即使控制年龄因素，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仍高于非用户；报告将此解读为，更多社会联结的益处可能超过社交媒体对情绪的潜在负面影响。 Goldman Sachs随后探讨，消费者情绪是否已经更像是对广泛不满的衡量，而非经济指标。芝加哥大学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表明，整体幸福感在2020年大幅下降且尚未恢复。与受访者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评价恶化相比，这一下降更为显著，并且广泛存在于各社会经济群体。报告将这一模式与社会和政府机构信心下降联系起来：自2016年以来，几乎所有机构的信心均已下降，其中医学和科学、军队、教育及最高法院的降幅最大。 Goldman Sachs利用调查微观数据，构建覆盖13个机构的综合机构不信任指标，并通过回归分解幸福感缺口。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机构信任下降解释了近年来净幸福感下降中不成比例的大部分，而对个人财务状况感受的变化影响小得多。因此，报告认为，低迷的经济情绪可能反映的是对世界状况更深层的悲观看法。即使经济表现持续强劲，情绪在可预见未来也未必恢复，并可能成为预测经济动态时较不可靠的工具。

分析框架

报告将实际情绪与由宏观经济基本面隐含的水平进行比较，考察疫情通胀与情绪之间的跨国关系，并按家庭和人口特征划分美国调查结果。随后，报告利用General Social Survey微观数据，将幸福感与对财务状况的感受进行比较，并通过回归分析评估机构不信任对幸福感下降的影响。

方法论与常识提炼

• 其他

  将观察到的消费者情绪与宏观经济基本面所隐含水平进行模型比较

  Goldman Sachs将实际情绪与基于失业率、通胀和财富收入比的估计值进行比较，以衡量消费者情绪异常疲弱的程度。

• 其他

  基于调查微观数据的回归和幸福感缺口分解

  报告构建了涵盖13个机构的机构不信任代理指标，并使用回归结果评估不信任和对财务状况的感受对幸福感下降的贡献。

关键数据

• 美国消费者情绪Well below the level implied by unemployment, headline inflation and the wealth-to-income ratio基于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情绪和The Conference Board消费者信心的平均值。
• 发达市场情绪Below model-predicted levels in almost all DMs这一缺口在美国尤为明显。
• 美国各群体的情绪Below 2019 levels for all strata shown涵盖财富、收入、世代、社交媒体使用、政治归属、住房拥有和租房状态。
• 机构不信任指标13 institutions报告为分解幸福感缺口而根据General Social Survey微观数据构建。

影响与含义

报告认为，即使经济继续表现优于预期，消费者情绪也可能保持低迷。因此，情绪指标可能不再是预测未来经济动态的可靠独立指标，因为它们日益反映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性悲观情绪。